中国科幻产业总营收首破千亿元 同比增近三成
[50] 相关研究包括但不限于蔡琳：《合宪性解释及其解释规则——兼与张翔博士商榷》，《浙江社会科学》2009年第10期。
毋庸置疑，法官的义务确实关系到公共利益，但是这也是法官应当对当事人个体履行的义务。同时，他也一直不赞成使用主观权的概念。
这一结论也意味着我们应当使用诉权的存在条件（les conditions dexistence）之表达来替代诉权的行使条件 概念（les conditions dexercice）。我们谈及法律的一般原理时，也会使用自然法的术语。在我看来，这是一次超越两派学说对峙局面的理论尝试。由此可见，我认为法律规则应当对诉权作如下规定：如果当事人向法院起诉，只要他的诉讼请求是合法的并且满足起诉条件（即诉权存在条件），那么该当事人有权要求法官对该诉请的实体问题做出裁判。某种程度上而言，这种诉讼源于合法性自身，而与个人无关。
例如，在格拉松和蒂歇尔合著的《民事诉讼法研究》中，诉权被定义为赋予当事人为了保护其享有的实体权利，而获得司法裁判的权利。几乎全部的诉讼法学家都忽视了对这两个概念的关系进行分析。但到了1985年联邦行政法院的维尔（Wyhl）判决，这一观点被推翻，因为安全基准的设定并非只有专门知识决定，有必要在相关利益衡量上作出法的价值判断。
例如，《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2018年）第87条第1款规定，为了查明案情，需要对专门性技术问题进行鉴定的，应当指派或者聘请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进行。[22]日本高松高等裁判所1984年12月14日判決，行政事件裁判例集35巻12号2169-2170頁。[8]这种安全性行政判断不同于面向过去的行政决定，它基于现有的知识面向未来作出判断，带有预测性，也伴有风险的不确定性。行政机关在作出设置许可时也限定在核反应堆自身安全性上作出审查。
在核反应堆设施的安全性上，行政机关没有单独的裁量权。[2]例如在吴定淑诉重庆市大足区公安局道路交通事故认定案中，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交通事故认定书系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和相关物证的检验鉴定结论，对交通事故原因及事故相关各方的责任等，作出的专业技术性认定意见。
[13] 日本的行政诉讼实务中，早期使用的专门技术性裁量多是指政治性裁量、政策性裁量。在审判中，火灾事故认定、[1]道路交通事故认定、[2]房屋的评估报告[3]都被认为属于专门技术性认定，甚至抄袭的认定也被认为属于专门技术性认定。主张行政裁量有超越与滥用的情形，也应由原告承担证明责任。根据核电站的长期运转和事故的蓄积，考虑到核电的科学技术水准的急速进步，在长期化的核电裁判中，最高法院采用判决时说极具意义。
[44]高木光「伊方原発事件——科学問題の司法審査」淡路剛久ほか編『環境法判例百選第2版』（有斐閣、2011年）205頁。[25]同注14引文，第59页。对于安全性行政判断的司法审查应有状态，大致可归纳如下： 第一，安全性行政判断是行政机关就风险问题作出的预测性判断，该行政判断中含有专门技术性裁量的成分。一种方案是阿部泰隆倡导的判断余地说，亦即原则上可代为实体判断，在各种主张均能成立时尊重行政的判断。
如此，就要求法院至少以自己的责任——而不是委诸行政机关裁量——来判断有无社会认可的安全性。[28] 法院采取的判断过程审查，分成了两个阶段来实施：第一是审查具体审查基准，第二是审查个别适用审查基准中的调查审议及判断的过程，也就是审查基准的设定是否合理，审查基准的适用是否合理。
但是，伊方最高裁判决只是将审查基准的合理性作为问题，并没有真正展开审查。[35]但法院并未就证明责任由谁承担作出明示。
如果综合判断这些事情，鉴于权利救济的必要性，当然应该对肯定核反应堆设置安全的行政判断进行司法审查，但对于其审查范围，就不能像采用所谓代为实体判断方式的通常行政诉讼那样来考虑，而只能说自然有其界限。这种为部分许可所作的安排，保证了大型设施的建设效率，也为技术的提升留下时间和空间。本文虽然考察的主要只是伊方核电行政诉讼对核反应堆设置许可的审查，但其经验不仅对其他同类诉讼，对有关高科技的安全性行政判断、专门技术性行政裁量的行政诉讼也有一般性的借鉴意义。作者简介：王贵松，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24] 在核反应堆设置许可的撤销诉讼中，原告方主张对核能发电全过程的安全性进行多重整体性审查，但法院仅将审查对象限定为核反应堆的基本设计。伊方最高裁判决中证明责任的归属大致有两种解读。
行政机关依据相对安全的原则作出判断，就应当将其评价为合理的判断，而不宜以自己的见解取代行政的判断。安全性行政判断的司法审查从一个角度折射出法律、科技以及风险行政机关之间的关系。
[6]或许是因为工学裁量一词让人感到有工学领域专家自律的语感，但真正成为问题的并不是科学技术人员的知识本身，而是行政带有一定价值判断、作为合乎要件之判断基准使用的知识见识，[7]工学裁量的概念并未获得日本学界接受，但这种对专门技术的区分却颇有启发意义。在确定安全标准时，当中不免有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地理环境等诸多因素的考虑。
该法第23条规定，设置用于实验研究等的核反应堆必须获得核能规制委员会的许可。[13]日本最高裁判所1992年10月29日判決，最高裁判所民事判例集46巻7号1174-1175頁。
行政机关应使用该安全审查所用的资料等，证明其基准和判断没有不合理之处。[40]调查官的意思可能是在说，判决虽然用现在的科学技术水准来作出判断，但并不是在判断违法性，适用的仍然是行为时的法律，只是适用法律所涉及的相关科学认知发生了变化而已。如此，相对方违反了事案解明义务时，即拟制对其不利的事实。[21]参见注16引书，第413页。
但在1977年，针对同类型、同规模的核反应堆，防止压力容器破裂措施是否充分安全，两个下级审判决却得出了对立的结论。[43]在德国，撤销诉讼中是将行为时的科学技术水准作为问题来审查，而知识的进步则是在要求事后措施命令的课予义务诉讼中考虑。
两者的差别在于是否承认专门技术性裁量，判断余地说不承认在要件的适用上存在裁量，程序论审查说则是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并尊重行政的专门技术性裁量。在被告不能完成主张举证时，也就是不能让法官形成确信时，就推认待证事实存在。
[18]阿部泰隆「原発訴訟をめぐる法律上の論点」ジュリスト668号18-20頁（1978年）参照。（二）违法性判断的基准时间 通常在撤销诉讼中，违法性判断的基准时间采用行为时说，即根据行政机关作出行为时的法去判断该行为是否具有合法性，这是因为行政机关是根据行为时的法规范作出被诉的行政决定，它无法、也不应该预测法的未来变动，因而不能用事后的法去评判其行为的合法性。
如果是实质审查核反应堆的安全性，以现在的水准是容易理解的。在风险行政中，与科学技术应用相关的安全性判断比比皆是。本文拟以日本伊方核电行政诉讼为对象，考察其司法审查的强度和方法、证明责任、违法性判断的基准时间等，以期为安全性行政判断的司法审查提供镜鉴。在1号机的一审败诉之后，附近居民针对增设2号机许可提起撤销诉讼。
第三，当事人在主观上对无法解明事案不具有可非难性。核能安全委员会也表示有必要进行经验反馈（feedback），亦即根据最新技术水准重估既有的旧类型核电。
（2016）渝01行终868号行政裁定书，2016年12月20日。与此类似，在德国早期，对于行政的安全基准也是基本不予审查，因为它是根据自然科学专家的意见设定的，相当于预先的专家鉴定。
对于科学家之间激烈争议的专门问题，法院也不能作为终局的判定者事实上，改革西藏旧有社会制度和政治体制，也是包括许多上中层人士在内的广大西藏人民的共同愿望。
